新墨西哥州诉讼披露的一封邮件，把扎克伯格的焦虑暴露无遗。面对Instagram危害青少年的指控，他没想着怎么改产品，反而盘算着改变研究方式——少做内部敏感研究，多找第三方学术机构背锅。更讽刺的是，他还酸苹果"低调就能少挨骂"。
这封邮件揭示了科技巨头的典型防御策略：文档管理优先于产品安全。扎克伯格担心的不是青少年真的受到伤害，而是"明知有害"的内部证据成为呈堂证供——这正是1990年代烟草公司被重罚的原因。说白了，他想通过减少"有罪记录"来规避法律责任，而不是真正降低算法对少女的毒性。这种"表演性合规"骗不了监管，只会加速信任崩塌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苹果的"羡慕"。Zuckerberg抱怨苹果作为平台层厂商，既享受《通信规范法》第230条的强力保护，又通过ATT隐私政策间接打击Meta的广告业务，自己却不用承担内容审核的心理健康责任。这暴露了一个残酷现实：在平台责任时代，离内容越远，活得越滋润。硬件和基础设施层正成为监管套利的安全港，而社交应用层则成了众矢之的。
这场诉讼标志着注意力经济的终结。强制推出的"青少年账户"已经降低了Instagram对Z世代的吸引力，但这只是开始。监管正在强制整个行业从"增长优先"转向"安全优先"，产品经理的OKR将从DAU转向"福祉指标"。Zuckerberg的焦虑恰恰证明，靠无限滚动和算法推荐收割青少年注意力的模式，在法律和道德层面都已经破产。
这不是Meta一家公司的麻烦，而是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结构性转折点。从"事后免责"到"事前注意义务"，监管框架的重构将彻底改变互联网的商业逻辑。那些还在幻想"低调就能躲过审查"的平台该醒醒了——在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，藏不住的数据比改不掉的产品更致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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